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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分布及应用历史

发布时间:2017-01-06 08:35:32   来源:  字体显示:
   人参,五加科人参属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被植物学家认定为第三纪古老孑遗植物,受第四纪冰川期气候影响,人参仅存于中国、朝鲜、韩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被誉为“百草之王” 

  我国历史上人参可分为两大主产区:以上党郡(今山西、河北、山东等省)为代表的中原产区和以辽东(今吉林、辽宁和黑龙江省)为代表的东北产区,产于长白山地区为最佳,称为长白山人参。

  我国最早文献记载人参是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的宰相范蠡(公元前536~公元前448年)著《范子计然》一书中云“人参生上党,状类人者善”。东汉许慎(约58~约147年)撰《说文解字》(121年)中记载“蓡,人薓,药草,出上党”。南朝齐梁时期,陶弘景(456~536年)撰写《本草经集注》中记载“生上党及辽东” 然而,由于森林资源的破坏和过度采挖,使得原产于我国太行山脉的“上党人参”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森林环境,明清时代已告绝迹。

  公元3—4世纪辽河流域的鲜卑族建立前,燕国即有用人参赠与晋朝官吏的记载,唐代以后东北长白山人参便成为向中原进贡的珍品。辽代以后的《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史书都有“女真地饶,土产人参”的记载。至明清时期,东北人参已经取代了上党人参。长白山人参的出现稍迟于太行山脉,距今约1700多年。

  人参的神奇药效使帝王瞩目、文士动情、百姓青睐,人参的应用对人参文化大发展传承起着重要作用,人参的应用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人参随人类采集业兴起而被发现和利用 

  原始社会晚期新石器时代(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之间),考古学全面论证为农业的起源,古代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大体上相当于这个时期,流传着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古籍中记载“古之人皆食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在刘安(公元前179~公元前122年)《淮南子.修务训》中,谓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于禽兽资源不足,猎获困难,难于满足原始人类基本生活的需要,则必须采集天然植物充饥。在此过程中,因食用某种植物而愈疾,或因食用某种植物而中毒,便积累了经验,或吸取了教训,形成了原始的药物知识。因为没有文字,只能口传身授,世袭相沿。人参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作为药物加以应用,是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人类认识自然得益于自然的规律的。 

  二、甲骨文、金文早已记载人参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应用人参,并最早用文字记载人参的国家。在我国文字史上,可以辨识的文字以商、周时代甲骨文(据今有3500百年以上的历史)为最古老,从《甲骨文合集》中查到刻在甲面的“参”字。 

  图1:甲片上的“参”字是象形字,具有人参植株地上、地下部位的典型特征,且字形粗大古朴,是甲骨文的早期之作。 

  图2:在近代问世的甲骨文代表作《殷虚书契前编》上刻有“参”字。

  在周早的参父乙盉上的“参”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象形字,该字为上下结构,中间一横为地平面,其上为人参地上部分的集中表现,茎上着生多个(古以“三”为多数)核果状浆果,这是人参最主要的植物学特征。地平面以下部分是人参的根茎、主根、侧根,即入药部位。自古以来,对人参均认为“如人形者有神”(《名医别录》),“人参状类人形功魁群草”(《医宗必读》)。该“参”字下部,如同四肢具备的“人”跪在那里。这是人参最形象、最有科学意义的真实记载。周中曶鼎上的“参”字,其形体与周早父乙盉上的“参”字“母型”相似。该字省去一横,但地上部分的人参茎和果犹存,特殊之处,是人参之前方多了“三撇”,它代表人参主根上生长有多数侧根和须根,即古人以“三”为多数,在此又有体现。战国古陶器最大的变化是圆变成了 方形,其为参字的定型为參,打下一个有力的基础。图画意识淡化了,文字意识、符号意识浓厚了。所以说繁体字參带有象形的影子,简化后的参字,也没有完全脱离象形的痕迹。 

  三、人参药用精髓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秦汉时期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着历史上形成的人参药用的精髓,谓“人参,味甘微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一名人衔,一名鬼盖。生山谷”。《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三类,人参属上品。该书是秦汉以前本草学成就第一次大总结,全面反映了这个时期的药物学成果。对人参的药用价值已经有了全面总结,形成系统而完整的知识体系,达到古代人参史之最高学术水平。 

  四、汉代是我国重用人参的时期 

  汉代,涉及人参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以《武威汉代医简》《伤寒杂病论》等。1972年11月,在甘肃省武威县旱滩坡汉墓中,发掘出92枚汉代医学简牍,在1枚简、2枚牍上,书写着有人参组成的临床应用复方。 

  第82号犊,为正、背两面书写,正面:治久泄肠辟□□□□裹□□□□医不能治皆射去方黄连四分黄芩石脂龙骨人参姜桂各一分凡七物皆并冶合丸以蜜大如弹丸先铺

  背面(82乙):食以食大饮一丸不知□□□□肠中□二加甘草二分多血加桂二分多农加石脂二分□一□□□□□多□加黄芩一分禁鲜鱼猪肉方禁良

  这枚牍记载着治疗肠澼下血的处方。

  《武威汉代医简》中记载的各简牍,较《神农本草经》的记载更加具体而准确,临床应用范围已明显扩大。在人参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组方中反映出复方用药、人参有多方面的应用价值。

  在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载方113种药方,含有人参有21种,占总方数的18.58%。应用范围清热剂、温里剂、和解剂、 “伤寒”、多种热病,在温中散寒、回阳救逆等多种寒、热、逆之急症上均用。在临床“应急”上占有重要地位。张仲景大范围应用人参,扩大其医疗作用,对后世乃至现代,都具有重大影响。所以说汉代是应用人参的重要时期。 

  五、唐宋是我国应用人参的高峰 

  唐代的人参应用情况,除《新修本草》中有关人参的论述之外,孙思邈(581~682)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中大量运用人参组方,《备急千金要方》中有445个方含有人参、《千金翼方》中有310个方含有人参。这些巨著中收载大量应用人参的处方,都令人十分信服,唐代在应用人参方面超过了既往的历史水平。此外,还通过鉴真大师,把我国应用人参的成果传播到日本。 

  宋朝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出版包括医药书籍在内的各种书籍创造了条件。宋太宗赵光义(939~997)组织编写的《太平圣惠方》该书共为100卷,1670门,载方16834首,对方剂、药物、病症、病理都有论述,由于收方浩繁,对其中有人参的方剂尚未统计,但据推断其数量不会低于已问世的其他医药专著。宋代药学家唐慎微编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是宋代药物学的最高成就。《证类本草》在人参项下,“主五脏气不足,五劳七伤,虚损痰弱,吐逆不下食。上霍乱烦闷呕吵,补五脏六腑,保中守神。”据此论述,人参补虚和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门等疾病的治疗作用,被突出出来,在人参的应用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证类本草》中所绘的潞州人参(即上党人参)图谱,是世界上最早见于文献的人参图谱,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因而,唐宋代应用人参处于历史的高峰期。 

  六、明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困难时期 

  明代医药事业兴旺,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所著《人参传》,该书以中医药基础理论为根据,对人参的应用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论述;进而用于指导临床用药,这在人参史上是仅见的。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继承家传,在《人参传》的基础上,对各家本草学的人参精华都做了细致收集和整理,在《本草纲目》中对人参叙述得最为详尽,就其内容精深和字数浩繁而言,人参项下所载超出了《本草纲目》中任何一味中药所能达到的水平。李时珍整理理出67个运用人参的处方,分别应用于15类病症,总结为:人参“治男妇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反胃吐食,疾疟,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沥,劳倦内伤,中风中暑,萎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治胎前产后诸病”。其用途可谓十分广泛,我国应用人参在临床理论和实践上已达到历史的顶峰。 

  自然,这个时期对人参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大,使人参在供需之间产生了突出的矛盾。然而,人参资源却受到严重破坏,供应远远不足。因此,我国在明代,人参的供应和使用已经进入困难时期。 

  七、清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衰退时期 

  清代对人参的采挖和种植管理严格,禁止民间采挖,人参的生产与供应已经走向衰退。人参主要供高层统治者和富豪们享用,黎民百姓失去了运用“百草之王”防病治病的能力,在应用人参知识与理论方面,主要集中在人参补虚方面,与现代应用人参的观点相近。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人参在防肿瘤、抗衰老、抗心律失常、抑制细胞凋亡、降糖降脂、改善记忆、提高免疫力及解毒等方面均有疗效。

  以明代李时珍总结为界,历史上一直把人参与多种药配伍,将其作为具有多种医疗效能的药草使用,而从清代至今,则多把人参当作滋补药品,希望借助其药效,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随着中医药事业的不断发展,人参的药用价值定会被进一步发掘和使用,使其发挥更多的药用价值。

  (赵德新 作者单位: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