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24日）

各位理事：今天，吉林省年鉴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了。自1997年吉林省第二届年鉴理事会以来，已经整整过去了 9年。在这 9年里，吉林省年鉴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为我省年鉴事业的发展和年鉴学术研究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这里，我代表新一届年鉴研究会理事会所有成员，谨向上届理事会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自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我省的年鉴事业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发展，年鉴在多样化、系列化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首先，从地方综合性年鉴来看，《吉林年鉴》自1987年创刊以来，即将出版第20期了，全省九个市州也都先后有了自己的年鉴，一些县（市）已经出版或正在着手出版年鉴。其次，高校年鉴、企业年鉴、地方专业性年鉴的陆续创办，正在逐渐壮大着我省的年鉴队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单位和部门虽然暂未出版年鉴，但却多年来一直承担着为全国专业性年鉴及《吉林年鉴》提供稿件的任务，这是一支默默奉献且数量相当可观的年鉴撰稿人队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省的年鉴不仅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了明显提高。特别是《吉林年鉴》、《长春年鉴》荣获2004年中国出版协会颁发的中国年鉴奖。许多年鉴在内容创新、品种创新、形式创新、机制创新、体制创新、思想理论创新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逐渐向年鉴的个性化、风格化、系列化、多样化、数字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不容否认，我省的年鉴事业在获得空前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问题，这同时也是国内年鉴界普遍存在和公认的问题。例如，年鉴存在两个基本矛盾：一是迅速发展的社会客观实践与年鉴力求客观记述之间的矛盾；二是愈来愈迫切且日益增大的社会信息需求与年鉴所能提供有效且有限的信息量之间的矛盾。从哲学角度来看，当然只要是办年鉴，这个矛盾就必然会存在，因为人们的主观认识和社会客观实践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但是，作为一个年鉴工作者来说，绝不应因这种矛盾存在的客观性而停止我们的主观追求，仍应以不断缩小年鉴记述的社会客观实践和所提供的社会信息与迅速发展的社会实践和愈来愈迫切的社会信息需求之间的差距为己任。因为事实上，近年来我们年鉴入鉴内容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实践之间存在的这种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加大了。就我省年鉴现状来看，与国内发达省市比较，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尚存在较大差距，还有相当繁重的普及提高任务。

吉林省年鉴研究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全省从事年鉴编纂、撰稿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研究、探讨的平台和园地，为提高全省年鉴的编纂质量，为年鉴的创新和发展，为形成具有吉林特色的年鉴、年鉴系列和年鉴理论提供服务，做出贡献。

当前，在年鉴工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方面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很多。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稿源及组稿渠道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长期以来，作为政府官书的年鉴，其组稿方式一直沿袭“政府下达任务——部门提供稿件——编辑汇总修改——领导审查定稿”的模式，这已成为绝大多数地方综合年鉴的编辑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政府的管理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以后，部门减少，人员分流，微观管理职能明显弱化，宏观管理职能得到强化，无限政府正向有限政府转化。尤其是原有经济职能部门的管辖范围和管理方式有了很大变化，从我省来看，主管工业的机械、冶金、石油化工、轻工、纺织、建筑材料、食品等厅局和主管国内商业物资流通的厅局先后退出政府部门序列。社会经济呈现出行业结构、分配方式、社会阶层和经济成分多元化的新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已难以掌握经济实体和重要经济活动的详细情况。

即使在政府某个主管部门所管辖的范围内，经济实体跨行业、跨部门经营现象普遍存在，统计内容和统计方法也同过去大不一样，如各行业的第三产业，国有、集体、个体商贸行业和电信业、交通运输业等。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传统的部门供稿的方式，已不能完全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需要。年鉴组稿可以采用部门供稿、自采信息（通过报刊、网络等媒体）、约稿（向有关机构、专家、学者、领导人）等多种方式。当前，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已经提出来了，需要作进一步探讨，兄弟省市的年鉴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尝试。我们在这方面的行动慢了一步，现在看来，稿源开拓与组稿形式变革是大势所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及早研究探讨，及早付诸实践为好。

再比如，新的世纪我们在年鉴创新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机制创新、体制创新及这方面的思想理论创新，至今还没有大的突破。“背靠政府，面向市场”提出已有 10多年了，但“面向市场”至今尚未走出一条很有效果的路。如何面向市场，怎样面向市场，尚需我们进一步探讨。

年鉴编纂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还缺乏深入系统的阐述。比如，在2005年卷《吉林年鉴》中，我们尝试增加了表格的份量，取得可喜的效果。但是年鉴做为条目体的工具书，表格在整个年鉴应占有多大份量最好，还要进一步研究。

当前，提高编校质量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就我省年鉴来看，编校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问题仍然相当严重。即使获得过国家奖项的年鉴，编校质量也不敢恭维。编校质量方面的问题到底有哪些？如何从提高编辑人员的素质和责任心着手，建立规范的编审流程，确定每个编辑人员的岗位职责，从制度上杜绝产生差错的机会，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年鉴的根本属性——工具书性质至今认识不够，其功能也很不完善。以往，年鉴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理论，就是栏目（二级目）、分目（三级目）不是条目，只有条目（四级目）才是实条。现在，有人对这种理论提出质疑，其理由是：在实践上，栏目、分目不是条目的理论已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形成既不合逻辑又不合理的层次关系，不能自圆其说；使年鉴目录标题空题遍页；“概况”标题成堆出现，有些年鉴的空题多达数百个，一页出现二三十个“概况”标题，这不但在工具书中，即使在一般书籍中也是不允许的；目录臃肿，空白骤增，有的年鉴目录已增至二三十页，目录标题虚增到 3000个左右，增加了成本，让读者花了冤枉钱。我们认为，此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拟在2006卷《吉林年鉴》做一改革尝试。但是这样做的话能否在年鉴界得到认可；是否有矫枉过正之嫌？大家还有哪些不同的意见？希望就此展开讨论。

年鉴是泊来品，世界各国都有年鉴。自 19世纪60年代创刊《海关中外贸易年刊》至今，中国的年鉴已有约 140年的历史。但中国年鉴的真正发展是近 20多年的事。所以年鉴的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美国创刊于 1868年的《世界年鉴》已有 128年的历史。美国前总统卡特称赞它说：“作为一名平民百姓，州长和总统，必须依靠《世界年鉴》精炼准确的信息。同时（阅读此书）也是一种乐趣”。现在，图书交流的渠道拓宽了，懂外语的人多了，我们应该从国外购进或从图书馆借阅一批国外办得好的年鉴，请懂外语的同志翻译过来，或者由咱们年鉴界懂外语的同志直接阅读，学习他们的长处，借鉴他们的经验，写出有份量的论文，这是否可以叫“比较年鉴学”！

以上仅就年鉴理论工作创新问题谈了几点自己的看法。当然，年鉴理论应探讨的问题远不止这些，我只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对开拓大家的思路有所启发。

年鉴研究会的工作除研究探讨交流之外，还应起到联谊的作用，有条件的情况下，每年应该有一两次到年鉴办得好的外省市进行考察。此外，还应计划一下，在本届理事会期间，搞一次全省年鉴质量评比，以调动大家办好年鉴的积极性。

我国、我省的年鉴工作刚刚走上发展之路，年鉴的创新改革任重道远。也许这可能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完成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立足于世界年鉴之林。但是，我们愿尽我们的绵薄之力为全省年鉴同仁服好务，这既是我们的衷心愿望，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