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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沦陷时期的吉林 (1931.9.18—1945.8.15)

发布时间:2017-01-06 08:15:24   来源:  字体显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9月19日,日军占领长春、四平等地。 9月21日,吉林省代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降日, 吉林沦陷。9月26日,熙洽宣布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成立,自任会长,统辖吉林省的军民两政。9月28日,熙洽声明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宣布“独立”,并“聘请”日本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和吉林“满铁”公所长滨田有一等7人为顾问团,掌管长官公署军政各方面的实权。熙洽降日,标志着吉林省正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32年3月,清朝逊帝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下,于长春成立伪满洲国。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长春改为“新京”,定为伪满洲国的首都,傀儡皇帝的“皇宫”设于原吉黑榷运局公署。长春作为伪都,8月又改为“新京特别市”,变成当时日本殖民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宪兵司令部和伪国务院及协和会中央本部均设官衙于长春。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1934年3月1日,伪满实行帝制,将伪国号“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改年号“大同”为“康德”,溥仪由“执政”改为“皇帝”,同时派“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进宫,名为服侍溥仪,实为代表关东军暗中监视,使溥仪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儿皇帝”。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零时,苏军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吉林光复。8月18日,溥仪在通化宣布退位,伪满洲国灭亡。历经十四年沦陷,吉林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出于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对省级地方行政制度的变革十分频繁,这些改革涉及人事、机构、权限和区划。其中重大变革有3次。1934年实行第一次变革,划大省为小省,将东北重新划分十个省。省政府权限在此期间也经历了由中央集权、缩小地方权限,到地方分权,逐步恢复和扩大地方权限的反复变化过程。1937年进行第二次地方行政变革,推行“次长制”,吉林省除省长外,又设日本人次长掌握省政实权,故省公署权限开始有扩大趋向。1940年实行第三次变革,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职能部门和地方行政机关的权限,这一切为的是调动地方积极性,强化经济掠夺。次年,为适应战争需要增添了新的职能机构。同时在市、县一级确立伪政府、协和会和兴农合作社“三位一体”制,三方合力推进,保证基层伪政权工作的顺利开展。更在街村以下建立“国民邻保组织”,作为殖民奴役的细胞,是保甲制度的复活。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先后将东北4省肢解为10省、14省、16省、19省。吉林省行政区域被分割的支离破碎,分属于当时的6省、1市管辖。吉林省的省公署设在吉林市,领2市15县1旗,辖有吉林市、公主岭市,长春、通阳、德惠、九台、农安、乾安、扶余、永吉、舒兰、蛟河、敦化、桦甸、磐石、榆树、怀德县,郭尔罗斯前旗等。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东北变成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军需后勤基地,对“满洲国”的经济,在所谓“日满融合”的方针下,实行全面控制的统制政策,进行大规模的掠夺。东北沦陷后,日本关东军凭借武力夺取了当时中国东北的官有财产及企业,完全掌握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这就为其实现“统制经济”打下了基础。关东军第三课提出的《满蒙开发方策案》要求:一定确保平、战时期的军需资源,要“开发满蒙”使其为日本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为此要实行“日满一体”的计划经济,把掠夺中国东北的经济资源作为“最大重点”。“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成立经济调查会,对中国东北经济,特别是资源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摸底。1933年3月,日伪殖民当局公布《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全面规划了伪满经济,涉及工矿、农业、交通、金融、商业和所谓“个体的私营经济”等各个主要经济部门,明确宣布实行经济统制政策,其企业体制为特殊会社。特殊会社所经营的均为关系于经济命脉的重要经济部门,如金融、交通、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等,并实行“一业一社”的垄断经营。为适应侵略战争需要,伪满的经济呈畸形状态,一直朝着与战争有关的交通、通讯、基础产业和军需工业方面倾斜,更显示出对日本经济从属化、附庸化的殖民地经济特色。愈到伪满中后期,这一趋向愈为严重。1937年,伪满洲国在关东军导演下抛出“产业开发五年计划”,这是一个庞大的经济掠夺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日伪当局在政策上又做了重大调整,从过去依靠以国家资本为主的“满铁”,转向从资本与技术上全面依靠垄断资本集团。实行军阀与财阀的勾结,将“日产”引进中国东北,建立“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业”),从过去的一业一公司转向一业多公司和一业一公司并存的多元态势。“满业”以汽车、飞机为核心,综合经营重工业。以后又将战争急需的钢铁、煤炭、电力、液体燃料、轻金属、非铁金属等部门列为重点,加大了掠夺的力度。长春作为伪都“新京”,正是各项重大经济政策炮制出台的策划地,也是各大特殊会社的所在地。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实行严格的统制政策,大肆掠夺农林资源及其他矿产资源,吉林省作为农业大省,成了“粮谷出荷”的重点省。在“出荷”政策的压力下,其农业与林业资源也同工业一样被掠夺殆尽。同样在日本殖民经济政策“统制”下,吉林的民族工商业和商贸活动,也备受摧残,只能在日伪经济统制的夹缝中挣扎。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文化教育上,大力推行“新学制”,摧残民族意识,实施奴化愚民教育,宣扬“唯神之道”。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由伪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严密控制,推行“官制文化”“国策文艺”,统一管辖全伪满的新闻、出版、通讯、广播、电影、文学艺术。并通过《新闻社法》《通讯社法》《出版法》和《艺文指导纲要》等法律法令,将报道、言论、经营三位一体,实行高度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他们一方面操纵官办的宣传工具,还拼凑御用的各种文化社团,共同鼓噪军国主义舆论,煽动战争狂热;另一方面血腥围剿抗日进步的民族文化,使东北人民的爱国民族文艺遭受严重摧残。伪都“新京”是当时法西斯思想文化统治中心,“新京”的“满洲映画协会”(“满映”)更是“国策电影”的策源地。日本殖民者还唆使一些帝国主义御用学者,伪造和窜改东北乃至吉林的历史,妄图把东北与祖国分割开,捏造吉林小白山和日本神道的所谓“渊源”关系,用以混淆视听。在宣扬“日满一德一心”的基础上,竟于伪满末期鼓吹“同文同种”,大肆宣扬“唯神之道”,在长春、吉林、四平等地纷纷建立“建国神庙”,供奉日本的建国元神——“天照大神”。同时颁布以崇拜天照大神为中心内容的“新国歌”与“国民训”,毒化广大青少年的头脑,泯灭其民族意识。更在吉林各地实行以“实务教育”为核心的所谓“新学制”,大搞愚民教育。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护殖民统治,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公然违反国际法,对和平居民进行血腥大屠杀,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仅在吉林省就制造了老黑沟(1935年,日军共杀害舒兰县无辜百姓1017人)、白家堡子(1936年,共杀害通化县无辜村民约412名)、大獾洞(1936年,扶余县一村落40多户的村落村民全部被杀害)、钱家(1937年,四平街砍杀中国人)等惨案。日本侵略者为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实施了残酷的细菌战。在长春建立了“一○○”细菌部队,从事细菌研究和试验、制造细菌杀人武器,以及在中国各地实施残酷的细菌战等惨无人道的罪恶活动,酿成了极大的灾难,并且贻害无穷,各地传染病流行。长春市内、今白城地区等地数千人患传染病死亡。还有丰满万人坑、辽源矿工墓、石人血泪山等地,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的罪证。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疯狂镇压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及吉林人民的各种反抗,组织了“东边道地区特别大讨伐”。广大吉林人民不甘忍受殖民奴役,奋起抗争,从沦陷初期的王德林、唐聚伍、王凤阁等广大抗日义勇军的崛起,到杨靖宇、魏拯民、王德泰领导的东北抗联一路军的喋血苦斗,谱写了气吞山河的民族正气歌。红石砬子、王隅沟、大荒沟、腰营沟、车厂子、东岔、老岭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杨靖宇殉国地等,反映了杨靖宇、魏拯民、王德泰、陈翰章等著名民族英雄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和广大抗日军民的抗日斗争史实。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他们14年的艰苦斗争消灭了大量的敌人,尤其是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宁死不屈精神的集中体现。

  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部壮丽史诗中最惨烈、最令人动容的篇章之一。在白山黑水之间,在长达14年的艰难岁月中,东北抗日联军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中熔铸成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在我国发展新阶段,回顾救亡图存的悲壮历史,缅怀民族先烈浴血奋战的英雄业绩,弘扬历久弥新的抗联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待续)

  (严 寒)